古语有云: “吏廉则国兴，吏腐则国亡”。华夏数千年的历史中，封建王朝的兴亡更替在中国大地上反复上演，一个王朝的鼎盛与辉煌，转瞬之间就化为历史的陈迹。秦始皇建长城，发兵征民数十万；为了开发南方，动员了军民三十万；又用七十万囚犯，动工建造一座巨大豪华的阿房宫。二世即位，从各地征调了几十万囚犯和民夫，大规模修造秦始皇陵。民不堪众负，乱世出英雄，于是终于暴发了“陈胜吴广农民起义”。一句“王候将相，宁有种乎！”成了秦亡留给后世的声源，久传不息。此为国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，从根本上动摇了秦王朝统治，秦始皇开创的霸业区区不过十五年，他的万世皇帝梦也随之樯橹灰飞烟灭。秦朝也就成了国史上最短命的王朝。

    悠悠国史，但凡呈现乱世，甚至王朝更替，总有规律可偱：那就是以“君子”为首的统治集团及官吏的腐败，是呈现乱世甚至王朝更替的根源。而乱世之后的盛世大治，总是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” 国史之中，大唐之威仪，远扬蛮夷，名垂青史，成为国史上一颗璀璨而又威严的明珠。盛世的出现有赖于胸怀天下的君主励精图治和官员的清廉干练。举一例而彰其要，概因大唐统治者于初期深谙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的道理，并将其视为统治集团的良言警句，于封建时期，践行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，举国上下，实现了难得的民心归顺。昌盛便不难理解，君有此理念，更要有此才能，唐初期以李世民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相继努力，使大唐的繁荣傲于世界之林。贤明君主总结前朝灭亡的经验，励精图治，治国安邦。文治武功，不仅有平乱之能，更有收获民心之技。无论外夷多么强大，不惧，不怯，并敢于动用武力。如唐王平西，相较之大宋赵构陷岳飞来说，一兴、一亡，一成、一败，可见“君”中之君，决定作用更不可忽视。

循环着朝代的更迭，盛世尽管有，并且不少，如文景之治、贞观之治、康乾盛世……但总是短暂的，有的更是昙花一现，此事实已被史实抒写的一览无余。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历史，为何“周期率”总是萦绕在中华大地挥之而不去？即使盛极一时的大唐，也未免于终结，重蹈前朝覆车。

纵观各朝各代，上至文景之治，下到康乾盛世，每一个繁荣的背后总是因为各种因素的共同所致。推动封建社会走向繁荣昌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，致使国家动乱的原因却只有一个：统治集团的腐败。腐败导致民心尽失，继而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”，于是也就有了“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者失天下”警示良言。当然，贪腐不会导致一个王朝迅速衰亡，但一定会导致这个王朝灭亡。官场腐败与昏君无能，正因为昏君无能，才导致治吏不严，从而官吏腐败，愈演愈烈，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的全面战乱和改朝换代，盛世又被乱世所吞噬，所以昏君难以安邦。试想一个国家，若政令难以推行，吏治混乱不堪，自然也就民不聊生；民不聊生而国衰。

    论述治国，最为精深至理的文章当属郭沫若先生《甲申三百年祭》。其文精选史例证明“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，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。”其文中所举事例，明帝崇祯所言：“张官设吏，原为治国安民。今出仕专为身谋，居官有同贸易……纳无赖为爪牙，受奸民之投献。不肖官吏，畏势而曲承。积恶衙蠹，生端而勾引。嗟此小民，谁能安枕！”按治国理政的要求，设置官吏本是为了治国安邦，为民服务，但他们当官后以权谋私，当官如同作生意，更到了无赖乱国，积恶衙蠹的地步。试问如此吏治朝纲，小民岂能安枕？当然，崇祯失国有众多原因，但由史实来看，腐败倒是一条铁律。正所谓，国正天心顺，官清民自安。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：廉则兴，腐则亡。一个吏治清明的社会，才会民富国强，才会更加安定和谐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。（衡阳县 陈海波）